感受一：国家安危，公安系于一半
关于蜂鸟还有个故事呢，传说很久很久以前，人类住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之中，为了寻找光明，就向蜂鸟和其他动物求助。很多动物都觉得这件事太难了，做不到，但蜂鸟答应了这个请求。因为它长得娇小，其他动物都笑话它，于是蜂鸟就憋着一口气一直飞一直飞，终于从远方衔来了燃烧的火种，把希望带到了人间。
书中写了一段关于蜂鸟的故事，蜂鸟是一种弱小的，是忙碌的，也是勇敢的。每一名警察都是一只蜂鸟，每一个普通的个体都可以成为蜂鸟。
“国家安危，公安系于一半”这句话令我印象很深刻。公安是和平年代牺牲人数最多的职业，即使到了今天，也依然如此。在平时提到警察、警察局、派出所、公安局等名词，我想大抵会有两种感受，一是“好奇、敬畏以及一点点害怕”，二是“安心、信任和正义”，这也符合警察的职业特点，既有暴力和强制性的体现，也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力量。
感受二：技术和“捷径”同样重要
捷径本身没有错，但是捷径容易忽略更多的可能性，终究会有失误。
冯凯（陶亮）是一个爱走捷径的警察，在查案时会使用一些计谋来帮助侦查，比如：守株待兔、声东击西和打草惊蛇等。尽管其中很多捷径在现代社会不符合相关规定，但在法律法规并不十分健全的二十世纪七十年代，这些捷径帮助他们迅速破获了多起重要案件，以至于部门领导都将他们称为“福将”。特定的时代背景让冯凯有些“如鱼得水”，但走捷径本身其实是一种利用主观经验或计谋缩小目标范围的方法，相当于增加了限制条件，这样做虽然可以提高效率，但也往往意味着会忽略更多的可能性，一旦失误或遇到强劲的对手，甚至会导致更加严重的后果。
相比于捷径，技术更注重真实存在的证据。不得不提的是，不同时代的技术差异是较大的，对技术的依赖程度和评价不能脱离时代的背景。私以为，随着时代进步和技术的发展，“技术破案”会越来越成为主流，天眼系统的建设，DNA检测技术的快速发展，人脸识别、指纹识别、步态识别等身份识别技术，让破案的效率越来越高，实施“完美犯罪”的可能性也越来越小。
感受三：宁可放过一千，绝不错杀一个
我们在电视上常常听到的一句话就是“宁可错杀一千，绝不放过一个”，但对于一个健全的法治社会而言，应该是“宁可放过一千，绝不错杀一个”，也就是我们所说的“疑罪从无”。
送恶魔去地狱是他们的职责，而让人错失生命，那就是罪孽了。
我是读了这本书之后，才知道耳熟能详的“坦白从宽，抗拒从严”这句标语在现代已经基本不用了（因为有“重口供，轻证据”导向）。书中提到在上世纪七十年代，执行死刑时要游街和当众行刑，以达到震慑犯罪的目的。可想而知，如果有一个证据不准确，出现了冤假错案就是难免的事情，而死刑执行流程的简单化更是让这种错误成为无法挽回的罪孽。因此，现代社会越来越重视证据链的完整性，死刑核准也更加严格，甚至会为死刑犯准备公益律师进行辩护，为的就是最大限度地保证判决的公正性。只有尊重包括罪犯在内的每一名公民的合法权益，才是真正的法治社会。
想到了书中提到的恶霸郭金刚被其亲生父亲杀死后，村民请愿上“万民书”的故事，村民认为老郭头是“大义灭亲”，不应受到惩罚。书中暗示可能会被判处缓刑，相当于实际上免除刑罚，固然是一种法律的“正义性”和民意的体现。但在今日，我想定不会这样判的吧（不构成正当防卫的条件，无论动机如何，犯罪行为都是主动性的）。毕竟，当我们鼓励“大义灭亲”时，又该如何对待“为民除害、替天行道”等传统意义上的正义行为呢？
感受四：比兴趣更重的是责任
他在二十一世纪时，总觉得自己的工作就是自己的兴趣，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意识到，在兴趣之上，责任才是他肩膀上最重的东西。
作为即将进入社会的“准打工人”，如何选择职业，以及在入职后如何对待工作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。虽然我不否认工作的第一要义是“挣口饭吃”，但我也始终认为，如果一份工作不是“有趣的”，那工作者的生活也不会太幸福，因为他难以从近乎占生命三分之一的事情中找到价值，这样的生活是痛苦的。
马克思在《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》一文中写到，要选择“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”，因为这样“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”。马克思的观点自然体现了其所处时代的特点，放到今天，难免有些理想化和“不够实在”。但不变的是，我们要珍视自己所选择的职业，在选择时，不仅要考虑个人的得失，更要考虑社会整体的利益，不能做为了个人利益而损害社会利益的事情。不管是警察、医生和教师，还是政府、金融和信息技术等相关行业从业人员，在各行各业，都应明白“在兴趣之上，责任才是他肩膀上最重的东西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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